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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珠山八友”作品鉴赏及其他       ★★★ 【字体:
“珠山八友”作品鉴赏及其他

作者:关善明    文章来源:珠山八友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05-7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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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任何一种艺术的盛衰过程,都有一定的规律。在一个意念的萌芽期间,这一活动充满创意和动力,随着创意期的过去,后来者能开拓的空间变得颇有限。工作者立足在既定的传统上刻苦经营,注意力往往只能集中在细节之上,直至最后变得烦琐卑微而走向衰亡。中国陶瓷的历史过程,也如出一辙。创意期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诞生,中国陶瓷的基本造型,例如盘、碗、杯、罐、瓶等等式样,在3000年前已经确立。到了宋代,陶瓷艺术达到—厂巅峰,不论瓷胎的硬度,釉料的配方,造型的变化,都远远地超越了前代。宋代陶瓷装饰,又出现了多彩的色釉、加彩、刻花、绞釉、印花、贴花、油滴、木叶、剪纸、剔地、飞白等等史无前例的发展,把陶瓷素材的特性推到极限。烧造技术上,又兴起了覆烧、仰烧、钉烧、两度烧等等工艺,奠定了中国烧窑技术的基础。这个时期的成就,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难以比拟的。宋代窑业兴旺,各地出现了不同风格的名窑,从土大夫崇尚的官窑、哥窑、汝窑、定窑、钧窑、龙泉窑,到生产民间日用器物的越窑、邢窑、建窑、磁州窑、耀州窑、吉州窑、霍州窑、饶州窑(即景德镇窑)、同安窑、怀仁窑、西村窑、介休窑等等多不胜数的民间瓷窑,都独立生产各具特色的瓷器。这个时期的作品,都是陶瓷艺人各自独出心裁的成果,艺术家掌握了整个设计和生产过程。同—种式样或母题,有不同的艺术制作,不论是刻花或铁绘,都有不同的细节和演绎方法,并且罕见雷同,可以算得上是较为接近纯艺术创作的模式。
    宋代以后,陶瓷创作者的自由度日渐式微,陶瓷艺术沦为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一个小工序。此后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,日走下坡。元代盛行青花瓷器,由于大量的需求,生产技术走向工业化,利用“流水作业”模式,增加产量和控制质量。表面装饰成为陶瓷美术的重点,“分工合作”的流程,令陶瓷艺人日渐失去创作的空间,依样画葫芦,产品力求工艺化,个人风格没有发挥的余地。元代青花瓷引进了西亚风格,一时成为风尚,是中国陶瓷史的另一个辉煌时代,也可以说是宋代以后的一个高峰,可惜创作力
只局限装饰的领域。到了明代,五彩和斗彩的出现,加上青花瓷器的大行其道,陶人的注意力愈是集中在表面装饰之上,而忘却了“陶瓷”。古往今来陶瓷艺术追求的造型、线条、质感、神韵等等要素,都变得次要。清代情况日益严重,官窑瓷器设计由宫中主宰,艺人完全失去了自主,为求满足帝王的喜好,在釉彩用料上力求纤巧华丽、胎薄工精,不求意境,匠气满盈。从纯艺术的角度批判,明清瓷器只适宜当作巧夺天工的装饰品去欣赏,大体上已谈不上甚么艺术创作了!
    清代末年,国势日衰,官窑陶瓷生产亦见低落,民间艺人却兴起了一股“浅绛彩瓷”新的浪潮。这个时期出现了程门、金品卿,、王少维等人,于瓷器上模仿浅绛山水的效果,题诗写字,打破了清末瓷器千篇一律的福寿、花卉、龙凤之类的“样板式”图案设计,受到民众的欢迎。“浅绛彩”带来的信息,并不是工艺技术的突破,而是开辟了“文人派”陶艺的先河。
    民国初年,老百姓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,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憧憬,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,不论在政治、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,都面对新的思维和挑战。由于景德镇官窑的关闭,窑工自找出路,民间窑业得到新的动力,“珠山八友”就是这个大时代应运而生的艺术家。“珠山八友”的成就,逆转了中国陶瓷的发展,把中国陶瓷从没落中的手工行列,重新纳入美术创作的范畴。
    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,以绘瓷为主,但是欣赏他们的作品,却不能单从绘画的角度晶评。陶瓷作为一种素材,也有自身的特质,艺术工作者必须把握着素材的特性,才能创作出独特的作品来。陶瓷可以制作瓷板,亦可制作出实用器皿。瓷板画比较接近绘画,但在釉面上作画所得的效果,与纸上绘画完全不同,瓷板绘画难以达到纸画的水墨效果,绘瓷技法与油画技法更为接近。八友的作品其实颇受西洋画技法的影响:如光影阴阳的效果,人物面部细节的刻画,质感的处理,色彩的运用,透视法和立体感的表现等等,都可见到油画和摄影的影子。八友之中除了王大凡的风格较为传统之外,其他几位艺人的作品,都是“别开生面”的新创作,他们的作品,并不是其他素材所能代替的。
    “瓷”有别于“画”,就在于陶瓷的三维性、使用性和装饰性。观者可以通过使用及把玩,去欣赏一件陶瓷作品,去享受作品的造型、色泽、画意、质感和功能等等所带来的快感,这些都不是其他任何一种素材能代替的。我们欣赏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,也是应该从这些角度去品评。
    王琦(1884-1937)是八友之中成就最大的一位。他的作品以人物为主,题材多是故事传说之类,例如《木兰从军》《钟馗戏鬼》等等,早年作品以美女为多,晚年则喜欢仙佛造像。他的人物面部轮廓描写精细,所谓“西法头子”,实是受到清末“江南派”写真画的影响(图1),民国初年摄影技法及炭粉肖像大行其道(图2),对景德镇绘瓷技法不无影响。王琦人物画的衣服和补景,受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影响最甚,王琦画中“钉头鼠尾”的衣衫看来刚劲粗豪,但细看之下却是刻意经营,一丝不苟地细致描写,并不是潦草的“急就章”。他的画注重眼神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,正如苏轼所说“传神之难在于目”,王琦的人物画对传统故事人物的年龄、经历、性格、动态、神韵等等都能刻画入微,正是历代中国美术家所追求的“以形写神”的境界。王琦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物画家,作品件件精彩妙伦,罕见有粗制滥造之作,是一位画品极高的艺术家。

 

    王琦的书法,模仿黄慎的笔法,但较黄慎用笔略为圆滑,并能自成一格。王琦所用的印章亦颇为讲究。他注重色调雅淡,肖像焦点集中于人物面部表情的描写。他的画作空白部分较多,背影简约,主题突出,个人风格明显,绘画造诣与当代画家不遑多让。
    王大凡(1888-1961)师承汪晓棠,他的人物画,与王琦的作品各有千秋。王大凡的风格,直接受汪晓棠的影响,画风较为传统,喜欢绘画仕女及文人雅士,人物面容不论老少,大都清秀娇嫩,装饰性较浓。王大凡的书法如同其画,笔法秀丽婉约。
    王大凡晚年作品风格大变,题材较为多样化,色彩较为浓艳。王氏高寿,对当代景德镇彩绘瓷器的发展影响较为深远。
    汪野亭(1884-1942)与王琦同年,是八友之中较为年长且风格保守的一位。汪野亭受过传统的绘画训练,先学画花鸟,后改画山水,因此绘画技法无不精通。他的画风、构图受“四王”的影响,而用笔则略似黄宾虹法。
    汪野亭的山水风格豪放,山石往往以“焦墨”勾勒,再用速笔填出阴影;他的山水以青色为主,加上赭色衬托。早年的风格受“浅绛”彩瓷影响,晚年作品渐趋成熟,自成面目,是一位颇有创意的艺术家。
    汪野亭的书法与其山水绘画如出一辙,笔画短小有力,以行草见长,亦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书法家。
    田鹤仙(1894-1952)早年任职于景德镇税务局,其后才改行画瓷,他的作品以梅花为主,但亦有山水之作传世。田鹤仙的梅花枝干、笔触断断续续,阴影部分采用了类似“油彩”的技法,笔触若隐若现;花朵方面,时而用“粉彩”,时而用“描红”,变化多端。他的作品大多作斜角构图,加强画面的动感。画题虽然千篇一律梅花,但各异其趣,绝不雷同,是一位创意极高的画家。
    田鹤仙的瓷板画,利用了瓷釉的特性,在色釉的运用方面,是八友之中最为杰出的一位陶瓷画家。他的书法清雅秀丽,以画入书,而且往往于画面大片空白部分题上诗句,诗、书、画的造诣属上品。他的梅花刚劲有力,花朵繁而不俗,疏枝横斜,构图出人意外,在近代众多画梅的画家之中,可算得上是一位佼佼者。
    程意亭(1895-1948)画风较为传统,学画山水花鸟,其后到上海从程瑶笙学艺,画艺大进。他的作品色彩优美、笔触细腻,略具清宫“古月轩”彩瓷的面貌。程意亭的作品构图清新,以花鸟题材为主,叶脉翎毛一丝不苟,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工笔画家,他的作品数量不多,传世更为稀少。
    程意亭的作品给人和谐优美的感觉,装饰性较强,是近代中国美术陶瓷的典范。
    刘雨岑(1904-1969)是著名陶瓷艺人潘勾宇弟子,潘氏以人物画见长,而刘雨岑则工花鸟,他的画风与程意亭接近,手法亦颇传统。刘雨岑所用色彩较为浓艳,树石阴影的表现手法受到较他年长9岁的田鹤仙影响,以“油彩”技法填涂,阴影部分笔触若隐若现。
    刘雨岑的作品,题材多为花鸟虫鱼,喻意吉祥之类,作为装饰陈设的美术瓷,颇受大众的欢迎,仿品特多。
    邓碧珊(1874-1930)专画鱼藻,作品受东洋风格影响。邓碧珊出身前清秀才,文化水平较高,作品风格别开生面。所画藻似在水底所见,鱼鳞水藻往往用尖刀在色釉之中剔出白线,是西洋油画技法应用于陶瓷上的另一例子。这种技法可于大片的阴暗部分勾出白色细线,方法简易,适用于油画或是瓷画,取代纸画所用的白粉,这也是邓碧珊的一种创举。
    邓碧珊于1930年身亡,没赶上景德镇彩瓷的黄金年代,因此传世作品极少,仿品亦为最多。
    徐仲南(1872-1953)未受过正规专业学校训练,少年时于红店当学徒,自学成功。他的作品题材较为单调,以画竹为主,竹叶以墨彩勾出,略罩浅绿色,竹枝纤细,摇曳风中。作品追求诗意,传世之作颇为稀少。因为徐仲南作品构图较为简单,容易模仿,粗劣仿品特多。
    毕伯涛(1885—1961)出身书香之家,为前清秀才,他的作品亦颇具“书卷气”,可惜传世作品甚少。毕伯涛的画风与刘雨岑接近,所用色彩亦较浓艳,技法颇为传统,但功力深厚,以花鸟翎毛为最擅长。他的作品构图巧妙,用笔细腻,所作翎毛纤毫毕现,令人赞叹。毕伯涛是一位优秀和富有才华的陶瓷画家。
    何许人(1882-1940),初学青花,后改画彩瓷,民国初年曾到北京造仿古瓷,对于绘瓷技法最为了解,技巧也最高超。何许人的画作,除了雪景之外罕见其他题材。在他的雪景中,人物多作彩色,但背景山川树木却只有黑白二色,追求水墨效果,因此他的作品既是“水墨”,也是“设色”。何许人画中所加插的人物小品大都色彩鲜明,与“黑白”的背景相映成趣,风格独特,看似传统,实则创意甚多,“经营位置”也是往往出人意外,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人。
    何许人的书法亦别具一格,喜欢蝇头小字。他的作品传世真迹不多,伪作却为数不少,但仿品风格大多生硬拘谨,缺乏神韵,不难分辨。
    “珠山八友”在我国陶瓷史上的贡献,是史无前例的。八友的一生,大都潦倒不堪,但他们在短短的几十年间,凭着几个人的力量,就把中国的陶瓷历史改写过来,是值得我们尊敬和褒扬的。可惜近年不少不法之徒,打着八友的旗号大量仿造了一批又一批的“冒牌货”,不独欺骗了收藏大众,而且破坏了八友的名声,实是非常可惜。“珠山八友”瓷器的仿造情况,可分为两个类别,第一类是民国初年的仿品,第二类是近年新仿器物。
    第一类仿品,大都是1930--1940年间景德镇艺人临摹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,或是随意题上八友姓名的日用品。这类仿品大都并不十分讲究,对模仿对象的书法、画风等等,一窍不通,而且画工大都粗劣,绝无大师风范,一望而知,必属赝品。这一类仿品大都画面丑恶,笔法生硬,庸俗不堪,分辨这一类的仿品,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。
一、书法
    书法是鉴别书画的重要依据之一,“珠山八友”都是精通书法的艺人,个人风格突出。民国初年仿品,大都没有意识去模仿八友的书法,因为当时购买这类器物的人士,都并不熟识八友的作品,模仿者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去临摹原作者的书法,因此这时期仿品的书法简直是“离题万丈”,只要对八友的书法稍有认识,即能分辨。
二、诗文
    “珠山八友”的出身,虽然算不上是士大夫阶层,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却并不低,诗文的功力亦不错,差不多每一件作品,都有题字、题诗,而且所题字句,大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配合内容的佳句。仿效者则恰恰相反文化水平低,所题字句往往文不对题,胡乱抄袭,明明是工笔山水,题记却是“仿八大山人法”,或是“仿六如居士法”等,借用了老百姓都熟识的名师称号,藉增身价,结果总是“不知所谓”,笑话连篇。
三、印章
    古代文人雅士,作画写字,都十分讲究篆刻治印,所用印章必定精美,“珠山八友”亦不例外。他们的作品大都附上朱色印章,写上姓名、别名、堂号等等。自古文人多别号,八友印章所题别号、堂号,亦随着年岁而改变,早、中、晚期所用印章、别号都有所不同,作伪者大都没有研究,张冠李戴,乱为组合,稍加注意亦能找出破绽。有些粗劣仿品,作者不懂篆法,不能识读八友印章文字,于是简单地写上“之印”二字代表印章。使用“之印”二字代替印章的情况,在“珠山八友”作品上甚少出现,只有在极为细小的器物上,因为难以书写,才用较为简单的“之印”二字代替印文。采用“之印”二字印文,在民国初期的仿品之中颇为普遍。
四、画风
    “珠山八友”属文人派画家,画风各有千秋,笔法娴熟,一挥而就,例如汪野亭的刚劲笔触,田鹤仙的简洁构图,王琦的人物画像等等,都是出神入化的佳作。从绘画的角度去评价,亦与同时代知名画家,不遑多让。粗劣仿品,画面丑陋,色彩浓艳,画意薄弱,欠缺风格,不必深究,亦可知是一般匠人之作。八友作品,不论大小,都精心
描绘,层次分明,勾勒线条明快流畅。仿品大多粗制滥造,笔触繁乱,书法幼稚,急功近利之徒,何来佳作?仿伪者若有一定水平,亦应该早有名气,不必模仿他人画风。因此,单凭画工艺术水平,亦足以分辨民国初年署名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是真是伪。
五、瓷胎
    民国初年一般陶瓷制品,胎釉质量并不很高,但“珠山八友”所用的瓷胎却颇为讲究,尤其是使用吴霭生所制白胎,釉色、釉面、釉厚皆考究得很。此间八友仿品大多为廉价产品,陶瓷水平欠佳,瓷板表面凹凸不平,釉水浅薄,釉色灰暗,远不如同时代的仿乾隆瓷器。
    总括来说,民国初年仿“珠山八友”作品的水平并不很高,画意笔法与原作望尘莫及,只要多观察八友真品,心领神会,即能分辨出来。
    第二类仿品属现代新作,大部分是《瓷艺与画艺》一书刊行之后,才开始出现的。这类仿品因为有蓝本可供参照,仿真度较民国初年仿品远远为高,不论画工、书法,仿伪者都有依据。这类仿晶亦可分为二种,其一是临摹真迹之作,其二是仿伪者“别出心裁”的创作:
    1.临摹之作
    临摹仿品要求仿真度愈高愈好,近年出版图录及真品渐多,仿伪者可作为临摹对象。作假之徒甚至利用复印技术,幻灯投影等方法帮助打稿,图样极为近似。“珠山八友”都是文入画家,作品要求形似之外,还要求神似。仿伪之作则往往只得皮毛而缺乏神韵,不伦不类,只要细察,亦能分辨。作者最近从坊间购得两件仿王琦的作品,一件是仿《钟馗濯足图》瓷瓶,另一件是仿《木兰从军图》瓷板。两件作品都是仿照作者旧藏,与《瓷艺与画艺》所刊录王琦原作仿制的器物比较,制作尚算精巧,但是细心观察,仿王琦《钟馗濯足图》瓷瓶(图3)的制作尚算严谨,仿真度相当高,约是2000年间仿品,但模仿者因为没有见过原物,单从照片临摹,差错必定甚多,最为明显的是笔法技巧和质感表现,远不如原作。
    王琦所画钟馗,须发豪放有力,表现钟馗的粗犷性格,钟馗手足肌肉表现亦见粗豪(图4)。仿品所表现的钟馗,虽轮廓相似,但面孔柔弱,肌肤光滑,看似少年肌体。钟馗的性格神态,一点也表现不出来。书法方面,亦缺乏流畅、力度,一望而知是临摹别人的手笔(图5),笔画欠缺轻重、疾徐、刚柔、收纵等等书法家所注重的笔意,与原作水平相去远矣。

 

 

    仿品所仿的印章,文字尚可,只是下方印章所绘边框粗笨不堪,多番修改,没有原作清爽利落。
    仿王琦《木兰从军图》瓷板,所仿图样极为酷似,与原作比较,戗眼看来似乎一模一样,但经细心观察,亦终露出马脚。首先是仿品的笔触(图6),并不是王琦的“钉头鼠尾”笔法,尤其是木兰的衣褶及衣带的刻画,与原作比显得混乱无力。木兰所坐的毛皮,王琦原作表现了毛皮的柔软质感,仿品则只见胡乱曲线。

 

    仿《木兰从军图》瓷板的最大破绽在书法上。仿品因为“有本可从”,于是力求模仿原作书法,刻意求似。但在显微镜之下,模仿书法却无所遁形,是用“双钩”法,先钩出字体轮廓,再用黑彩慢慢填空而成(图7)。衣服褶纹,每一笔画亦可见到全无笔触,慢慢临摹,欠缺笔力(图8)。因为瓷板光滑,并不吸水,笔触痕迹明显,比较绘画于纸、绢之上更易于分辨。

 

    2.新创仿品
    新创仿品之作伪者,为避免依样画葫芦易于被人识破,惟有冒用八友的名字创作类似八友风格的新作,这类仿品对不熟识八友风格的收藏者来说,是难于识别的品种。其实任何一位画家的笔触,用色、题材、布局等等,都具有一定的个人风格和技巧,非经数十年的锻炼难成一家,亦非作伪者一朝一夕即可能模仿的。这一类仿品的书法、题诗等等,大都是从其他原作器物东抄西袭拼凑而成的,画面亦平庸,谈不上“大师风范”。缺乏美感的作品,其真实性是最大的疑问。
    纵观“珠山八友”作品,从来没有完全相同的重复之作,市场上若有雷同的作品,其中一件或是两者都很有可能是赝品。“珠山八友”陶瓷的辨伪,与其他书画鉴定的方法大同小异,必须经过熟读原作者的作品,了解作者生平经历、书法用笔、渲染技法等,方能去伪存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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